三、舒尔茨诉美国童子军组织案——利益衡量方法 上一案例表明，尽管依据一个确定的一般条款判决涉及法律冲突的案件简化了司法推理，并且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确定性，但正如所有其他案件，这会导致出现明显不合理的判决。
这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利益是权利的根据这一假设似乎隐含着一个必然推论：任何权利的重要性与其所依据的利益的重要性都是成正比的。但是为何如此呢？可以说是因为他们所依据的利益比任何或者所有与其有潜在冲突的权利所依据的利益更为重要。
二、巴里的房地产案——权利冲突源于法律冲突 威尔曼认为，法律权利冲突的最为明显的来源是被美国人称作法律冲突的那些案件，然而可能更为清楚的是，这些案件被认为是取决于对所适用法律的选择。以此来看，麦卡洛克案的司法推理就类似于以往的法律冲突的案件的司法推理。正如冲突法652页最后一章第8款规定，一般条款就是普通法明确确立的一项规则，即关于立遗嘱人的行为能力以及赋予遗愿或者遗嘱以合法的公证和效力的方式和必要形式的事项适用于财产（特指不动产）所在地的法律。结论是前者不足以阻却后者。这些权利包括美国宪法规定的征用条款和正当程序条款下的所有人财产权和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权。
但是仔细考虑这个冲突我们没有任何新发现，因为法院采取了惯常方式解决这个案件，即通过判决州的管理堕胎的治安权被保护个人隐私的请求权所限制。这里，有一个建立在简单案件与复杂案件之间重要的区别技术：当司法推理明确表明不存在真正的权利冲突，我们就可以说所谓的冲突甚至连表象都没有。文化层面的司法改革是克服人治逻辑的优选路径，但它注定也是慢热和渐进的，需要具备成熟的内外条件，对当今政体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提出了严峻考验。
中国法治建设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取得了很大成绩，只要保持中国社会的总体稳定，司法改革会在法治逻辑的指引下水到渠成。这种立足于逻辑与策略、制度与文化多重均衡的司法改革图景，既超越了西方法治意识形态的迷雾，也克服了中国传统人治逻辑的专断，它到底是一个美好可行的战略构想，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最后的结果，终归需要中国社会发展与法治实践的客观鉴证。有机体通过有意识的行为不断减少驱策力，它们借助实验、尝试等方法，不计失败与挫折，以求行为的正当范围。另一方面坚持中国特色的实践理性，在国情范围内进行改革探索，一步步接近法治理想国的彼岸。
如果中国司法长期缺乏均衡的主线，势必牢牢受制于政治教义和道德伦理。均衡总归是难及的理想，非均衡才是常在的现状。
接下来，转入对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窘境和路径分析，对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径加以总体性论证。要克服专制结构对司法体制的消极影响，必须强化中国政治同意结构对于司法权威的捍卫功能。从逻辑的角度，法治的推进，应当是对人治的克服，至少可以消解人治的弊端。近年不断升温的民意绑架司法现象极大损害了法治意识形态，不少人治导向的法律实践借机回潮，大行其道。
最后，从现实操作的层面对司法均衡路径进行自评估和再审查，提出相关问题留待有识之士批评及中国法治实践检验。其中，建立利益均衡机制是重要的一环。笔者对现有司法研究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自身理论有何重大创见，在很多现实条件的制约下，这一构想面临乌托邦的风险。对于当代中国这样一个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很不均衡的巨型国家，国情考量的确重要，从政治战略上尤其如此。
站在司法均衡论的立场，司法独立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权力之争，而是有关中国整体社会结构变迁和政治合法性的核心问题。与自由相对立的，是强制。
现代政治的实质乃是沟通与认同，专制一旦曝于阳光、悖于民意，势必现出狐尾、露出狰狞，结果是与社会公众为敌，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这个法的空间既相对独立于国家和社会，同时又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着一种媒体的作用。
?瑏瑥从两者的关系来看，专制结构如果长期占据优势，法治就会成为人治逻辑支配下的被动策略。司法文化的古今中西之别，造成了沟通的困境，也为法治逻辑的文化证成提出了攻坚任务。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并非是数学意义上的权力分割，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法治培育。这种司法研究有着科学的外表，与意识形态化、政策谏言式的研究形成了对比与区别，离国情的省察很近。司法请求权指的是享有基础权利的人权主体向特定的司法公权主体提出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能总和，包括自力救济的保有权能、要求公平裁判的请求权能、强制履行权能等等。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人治逻辑对应的是专制结构，政治专制与司法权威是互不相容的两极。
均衡作为社会生活状态，往往通过自由法则发挥作用。司法之法，表层是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颁行的法律规范，但最深层的法还是那些普适、恒久的自然法，在当代表现为人权法。
中国司法改革的关键步骤就是建立统一、权威的司法体系，尤其是要强化最高司法机构的权威性，否则，司法独立只能是既得各利益集团扩张权力的借口。当司法公权与人权达到均衡，个案正义和规则正义均可无碍实现，司法权的均衡本质也就不是空洞的口号了。
另一方面，在转型社会的现实环境中，人们对司法公权的希望不断落空，民众对司法机关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批评不绝于耳———司法面临的舆论环境日近险恶。专制结构中的行政首脑、军队、官僚、执政党等因素无不对司法的独立和权威造成致命影响。
司法权威是司法权力合法垄断主体的外界肯定，司法权威通常与法律信仰紧密关联。比如，作为前设人权的司法请求权。行为的重复导致习惯的萌生，习惯慢慢演化为法律。司法纠纷的解决实际上是权利冲突的化解与协调、权能资源的调整与均衡过程。
摘要：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困境之源，在于制度与文化的冲突、逻辑与策略的错位。法，无论是圣人天子作，还是国会议会定，始终都是少数上层强加给多数下层的规矩，广大百姓不知权利的真谛，也难知司法的真谛。
同时借助文化变革的力量消除专制结构的不良影响，建立符合法治逻辑的司法体制。党委审批案件、人大个案监督、新闻媒体主导舆论审判，法学家唯利是图的专家论证……这些做法背后潜藏的是极为散乱的司法权力主体。
司法权能是司法权力与司法权威理性契合的产物，它兼具权力和权威的特色，从制度上维持着利益主体的博弈均衡。所谓司法权力，是法律权力和事实权力在具体个案中的伸展运用，它在内容上渊源于事实权力，但在形式上又依靠于法律权力。
中国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径，一方面探求符合中国实际的法治逻辑，从文化层面重构司法权体系。社会各行业的协会、团体须独立于政治国家，它们构成了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根基。首先，本文提出了解释司法本质的均要义，设定分析的框架与思路。当司法权力制度化地为一个集团或群体垄断，我们便称，这个团体具有司法权威。
客观考量，在当代中国司法体制的运作深处，人治的因素的确存在，并且难以根本消除。当司法权力为特定主体制度化占有、行使，形成法律和事实上的惯习，便有了司法权能。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我国，人民法院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人大监督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绝不能简单套用、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能搞‘三权分立式的司法独立。法律本身就是均衡的产物。
在权力文化和人治逻辑的支配下，司法体制改革的策略构想难以落成，老百姓对司法的绩效评价持续走低，藉由更高的权力实现利益的渴求不断增长，无理上访与群体性事件高发。作为司法重构方案设计者的学院派，其研究往往以现实司法体制为对象，基于对体制缺陷的理论分析，提出若干重构司法机制、引领司法变革的谏言与对策。
